变革困境,新高考改革,到底还能不能改得下去?

新高考还能不能改得下去?

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的夏天,刘海峰还在“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耕山队的水田里割水稻。“

“夏季溽热,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发烫。他上下午弓着腰各割5个小时水稻,再挑两担稻子回队。”

通过高考,刘海峰考上了厦门大学历史系。

四十年之后,他成为了中国研究高考改革的专家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的委员,而且连任两届。

刘海峰在《高考改革:公平为首还是效率优先》一文里,他这样说,

“中国人不是没有质疑过考试制度, 不是没有实行过考试以外的其他招考方式, 而是进行过许多次各种各样的实验, 只是每次实验结果都不如人意, 不得不又回到以考试成绩为录取主要依据的模式上来。”


严格意义上说,新高考并没有摒弃考试成绩为录取的主要依据,但新高考的实验结果似乎确实是不如人意的。

“第一届滑档,第二届泄题,第三届调分”,在各种论坛和新闻评论区,鼓吹“回到老高考,取消新高考的声音”不绝于耳;河南、四川、山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江西、贵州、西藏、安徽等十省份也已经明确推迟一年实施新高考改革。

尤其是在新高考英语“加权赋分”事件之后,舆情发酵倒逼省政府成立调查组,省教育厅道歉。


12月5号,省政府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大家都似乎都松了一口气,或者,出了一口气


但没有一个教育行业的工作者应该松一口气。


老百姓为有魄力的省政府点赞,却痛骂致歉的省教育厅,这说明人民还是认你政府的权威,却不代表他们认可新高考改革。


新高考改革,在之后将要遇到的阻力更大。


这场共和国几十年来涉及最广、力度最大、层次最深的高考制度改革所面临的,已经是还能不能走得下去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改革效果好不好的问题。

2   新高考改革还会遇到哪些风波?


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要谈风波,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要突出新高考形势的严峻。


在新高考改革当中,有两个指标值得我们关注。

 


一个是清华北大的录取人数,它反映全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在浙江顶尖考生中的分配情况。2016年(老高考)、2017年、2018年,清华北大在浙江的录取人数分别为346、350、350


我要举两个学校的数据:镇海中学的清北录取人数从2016年(老高考)下的42人,上涨到2017年的66人,再到2018年的62人;杭州第二中学的清北录取人数从2016年(老高考)下的32人,上涨到2017年的51人,再到2018年的60人。


在清华北大在浙江总录取人数持平为350的情况下,镇海和杭二的录取人数涨幅,一个超过50%,一个接近100%两个超级中学合计超过清北在浙总录取人数的1/3


抛开大小年、抛开竞赛表现等周期波动因素,你要说这和新高考机制无关,那是不可能的。


两所超级中学在顶尖考生上的超常表现,首先说明在新高考改革的制度下,超级中学将进一步占据竞争优势。

 


这里面有多方的原因。


一是新高考改革所带来的制度性变革,倒逼学校换血管理模式。小学校,甚至是一般的县级重点中学根本无法招架新高考之后不得不推行的选课走班、频繁组织复习考试等学校管理上的压力。单从选科走班的角度来说,在杭二中的具体实践中,也遇到了个别科目师资力量不够的情况,遑论一般中学。新高考在试卷的正面战场之外,掀开了一个比拼学校实力的第二战场。


二是三位一体、自主招生等综合评价招生方式,注重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三一和自招的招生比例虽然没有进一步扩大,但现有的招生方式却在不断完善。一般中学的考生们又怎么能够在注重考察综合素质表现的三一和自招中,与成天满世界跑着“讲好中国故事”,时不时还和“诺奖得主面对面”的超级中学的考生竞争?


三是多维度、多层次、多方面的评价制度,打破了传统考生竞争的“天花板”。七选三考察生涯规划的意识,学选考安排紧凑了学习进度,综合招生提出视野要求……新高考确确实实在选拔更好的人才,只是一般中学的考生招架不住了。

学者里有这样的声音,“十年之后,县级高中在顶尖考生上的竞争上将‘销声匿迹’,或者说现在就已经没有竞争力。”

 


还有另一个指标:一段线。从“一本线”变为“一段线”,它反映一所学校在新高考中的综合表现。


恰恰是这条线,在众多保障2017届以及2018届新高考平稳落地的因素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老高考的情况下,“浙江一本线”一般会划到全省前15%,2013年甚至只有约13%;而在新高考中,“浙江一段线”被确定为前20%


但“一本高校”的招生总数是限定的,一段线扩充的后7%,并没有相应的高校扩招名额去充分填充,由此出现了一段线“充水”的情况,很多一段线考生上不了一本高校。这也是2017届考生爆发的“浙江滑档大学”现象的一个原因。


而这在各个中学的“喜报”中当然是反映不出来的,从“一本线”变成“一段线”之后,大部分学校的“一段线上线人数”都突破历史新高,于是校校“张灯结彩”,新高考之后似乎“全省丰收”。


但就如清华北大录取人数一样,这个一段线人数同样会被超级中学继续瓜分,稍微有远见的县级中学校长已经在反映这样的情况。

这里面就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警惕:


一是当清华北大人数、一段线人数进一步被超级中学瓜分之后,媒体的质疑和民众的恐慌以及一般中学的反馈要如何应对,现在是否能未雨绸缪?至今还没有反应,一是因为每个学校都有喜报,一段线“美化”了学校的真实表现;二是因为公众的认识有一个延缓效应,媒体的关注点也还没到这个层面。


二是对推进三位一体和自主招生的谨慎。在这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很多人认为两者似乎可以选拔出更加“综合发展”的学生。但事实上,一是三位一体和自主招生势必导致农村孩子没有任何竞争力,加剧现在超级中学和一般中学、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之间的差距;二是说句实话三一和自招并不能反映出什么综合素质,面试也是可以花钱培训的,目前的培训市场已经逐渐完善,高昂的三一和自招并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只是媒体还没有进行集中调查和报道,大家都还被蒙在鼓里。

 


在这样的趋势下,可以预见十年以后浙江高中格局的第一阶段洗牌将会逐渐定型:杭二、镇海等超级公办以及类似海亮这样的超级民办将会进入第一梯队,紧随其后的是衢二、杭高以及大手笔的民办高中,之后便是呈现坍塌状的县级高中。


不重视考生“面试能力应试化”以及“综合背景包装提升”的县级重点高中将会在之后的高考竞争中突然坍塌,以综合素质见长的民办中学将会分掉这块蛋糕。

 


新高考后续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为什么挑这个讲?


因为在超级中学漂亮的答卷背后以及一般中学的坍塌现象的背后,是新高考改革面临的严峻的社会背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等等不平等的社会问题。


即使我们今天不搞新高考改革,超级中学与一般中学之间、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之间的竞争也早已不那么“公平”了。

从新高考改革追求效率的角度来说,上述的现象其实是一件好事。

我不是为了某种正确而这样说,必须要重复一遍,这是一件好事——

它通过招生制度的改革,倒逼中学优化升级自己的办学策略、提升自己的办学质量,事实是即使超级中学也在经历这种变革的阵痛;

它希望中学能够走出唯分数论竞争的环境,把教育目光投入到学生的综合素养培养上来;

它希望能够完善高考的选拔功能,让真正优秀的考生从高考中突出重围,而不是“一考定终身”。

这是我们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一个初衷。

但如果我们的学校没有跟上高考改革带来的高中学校格局变化的节奏,这势必将会迎来恐慌。

因为老百姓只关注“我家孩子,我们学校为什么没人上清华北大”,而不会关注谁更应该、更合适上清华北大,以及上清华北大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3   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在新高考遇阻之后,很多声音怀念老高考?

不一定是“因噎废食”,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进入新高考。

改革开放的共识,是争出来的,不是《意见》、《说明》、《公告》发出来的。

即使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走到今天,也依然有许多争论。前段时间,社会对民营经济的定位出现一些声音。

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时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在给受表彰民营企业家的回信中明确“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在广东考察时提出“要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在11月1号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提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民营经济是经济领域改革的对象和利益牵涉者,新高考牵涉到的社会利益更直接、主体也更为复杂,没有“定心丸”是不行的。

教育早应该是比经济领域改革更加要重视的内容。

教育改革不受到同经济改革同等的重视,就注定取得不了经济改革同等的成效。

 

在新高考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把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相等同。

新高考改革牵涉几千万个考生、几千万个家庭和数百万的教育行业工作者,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却没有对教育改革的一个共识。

如果家长、老百姓没有对教育改革的肯定答案,至少考生要能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搞老高考;如果考生没明白,那至少一线教师要能明白改革势在必行;如果连一线教师都不配合,那至少校长要做好沟通。

但是新高考改革推行下来,上上下下,老百姓、考生,甚至教师、校长,以及教育学界都没有一个共识:新高考为什么要改,为谁而改,以什么为原则改?

这样的共识,不是官媒发几篇文章就可以取得的。

这反映了我们的问题——脱离了人民参与,脱离了人民获得,新高考改革就不叫改革,叫政策的推行与实施。

 

“我这个决策是经过模拟过的,是可以实现的,是科学的。”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主持者笃定的话。

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经过模型检验的政策,不一定能经过人民的检验。科学的政策一旦脱离人民,再多的计算机模拟都无济于事。

老百姓对新高考有两个朴素的要求:一是孩子的压力不能大,二是高考要公平。但老百姓对新高考又有两个朴素的追求:一是自己的孩子要考好,二是别人的孩子不能考好。

新高考改革忽视了如何去平衡、引导这种要求和追求。

 

4

新高考改革,接下来怎么办?

(“一切不谈怎么办的文章,等于放屁。”)

 

第一,新高考首先要谨防后续风波,及时打补丁。

2017年8月,“物理之殇”爆发之前,就有很多研究高考的学者发出声音,呼吁重视物理问题。

这其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专家的预测中,浙江的物理人数骤减,将会在2019-2020届考生中爆发,等于政府还有充足的时间准备。

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因为偶然的物理选考人数的“泄露”,风波提前爆发了。

这样机制性问题的提前爆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专家在研究的时候,通过模型模拟时可能忽视了人群恐慌的扩散效应;一个是偶然的因素,比如信息的泄露、媒体的报道加剧了人们的负面反应。

从物理之殇,我们至少要明确两点:

一是只要是机制性的、制度性的风波,基本是可以预见的;二是虽然危机可以预见,但未雨绸缪不能等到满天乌云了才做。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政府官员认为“我搞了几十年的高考,谁能比我更专业?你连高考的实际数据都没有,研究的东西有什么可信度?

学者专家觉得“我辛辛苦苦做的研究,你却看都不看一眼,口口声声讲科学,其实根本不尊重研究成果。

还有一种心理是这样的,“浙江作为高考改革试点省份,如果我自己站出来给改革方案打补丁,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承认浙江改革的方案有问题

相比于前一种矛盾,后一种才是掣肘改革主体部门不愿承认改革问题、不敢把改革问题拿出来讨论的重要原因。

这样的心理,被人们怒骂是官员“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其中暴露出的,是更深层次的改革问题。

 

第二,新高考改革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务院、教育部的要求。

新高考改革前后,国家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意见和文件,挑两个讲:

一个是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意见》里提出,要增加“高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但是现行的改革方案里高校看似有选择权,其实还是唯分数论。高校没有充分得到对学生的选择机会,自然也不会配合地方政府的其他改革措施,我的诉求就是招到我想要的学生,但是你的综合素质评价、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都不充分给我招生参考,招生还是按照排序来,我的招生自主权跟老高考没有区别,凭什么让我配合你工作。”

另一个是,2018年4月的“生物泄题”事件,考试院出了一个声明之后就没有了,“详情公安部门正在调查中”,公安的调查结果之后也没有进一步公布。这实则违反了国务院关于考试违规的处理意见,“你看似是利用网民的健忘减弱了负面事件的影响,但损害的却是最基本的考试公平的基石,即使是科举制度也对泄题零容忍,没有一次不是一查到底。”

 

第三,新高考改革,必须找到它有力且坚定的支持者,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改革开放四十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董泽芳教授说,“77届、78届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三种角色。”

这一届经历新高考改革的考生,将在未来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深化改革开放的事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上文提到,新高考不仅在考生和家长层面没有找到支持者,连一线教师也没有,其他省份还要打压你一下。

换句话说,对于新高考这么个东西,不仅老百姓没有思想认识,连不同的主持者之间,立场同样也不那么一致。

 

就在前几天,辽宁省的新高考改革方案出台,预见到“物理选考人数骤减”的问题,辽宁给新高考改革方案打了补丁,推出“3+1+2”模式。

但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在新高考推行之前,不广泛地开展讨论,不争取人民中的大多数的支持,那么再完善的改革方案,也终将是失败的方案。

 

新高考改革要怎么去找“支持者”?

2014年新高考之后,浙江有很多县级中学没有能力实现充分的选课走班,在“七选三”上搞“套餐制”,之后省厅一个《关于适应高考招生改革进一步做好普通高中学校教学工作的意见》,“严禁用“选考套餐”限制学生选择范围,固化班级,不实施走班教学。”

“禁止之后,让高中自己找资源满足学生需求。我就想问问,如果我能够自己满足自己,我还需要你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干什么?”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段佳话,习仲勋所在的广东向中央“要权”,邓小平是这样回应的,“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我们现在光禁止,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又不给支持。浙江省是政府职能转变做得最好的一个省份,从管理者到服务者,但在教育这个层面却还没有做到。

 

政策从来没有绝对科学与不科学之分,但人民对改革却有接受和不接受之分。

每一个不恰当的措施,消耗的都是改革主持者与改革对象之间的信任:没有跟高校在招生自主权上的让渡,自然拿不到高校的信任;没有跟考生讲清楚为什么要改革,考生也会无缘无故地怨声载道;重大事件不激起全社会民愤就以说明为处理节点,自然争取不到全社会的理解……

我们都知道,政治里要争取大多数,其实改革也要争取大多数,把握主流就是把握大势,争取主流就是争取大势。

 

2014年10月,浙江第一届新高考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表示,“公平与科学,是这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两个关键词。”

这的确是改革精神的精髓概括,精髓就精髓在把“公平”放在了“科学”之前。

 

5

谁唱衰改革,谁就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们在网上随便喊一句“恢复全国卷”“取消高考”,是不会考虑这些措施带来的影响的。高考的每一个细节的变化,背后都是一代代人用命运换来的博弈结果。

在新高考之前,谁骂老高考,都会迎来一片掌声,都会被尊为“人民的教育家”“真正搞教育的人”;在新高考之后,谁骂新高考,也都会被拍手叫好,“良心的教育家”“敢说真话的人”

 

但不管是新高考还是老高考,内核还是“应试教育”的内核。我们不能一提“应试教育”就眉头紧蹙——应试教育是最能够把你的未来和你的出生分离的东西。

高考这个制度,本质上摆脱不了应试教育。一方面应试教育是需要技术的,而素质教育只要口号;另一方面,一旦只跟着“素质教育”走,那就没有公平什么事了。

 

教育部前部长袁贵仁讲过一段话,“目前高考还不能取消,完全取消了谁占便宜?当官的有钱的占便宜,穷人占不到便宜,所以不能取消,但要改革。

拒绝新高考改革是短见的。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与当前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合理的人才培养及选拔体系,将会在今后的几十年立马迎来他的恶果。

这个恶果,或许就是我们100多年前曾遭遇过的恶果。

 

1977年,高考制度得以恢复,那一年分省考试,浙江卷语文作文的题目是《路》;2014年,老高考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浙江卷语文作文的题目是《门与路》。

路是一直都在的,但新打开的门后面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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